范旭仑：钱锺书为《围城》的“时代错乱”解嘲
（钱锺书1986年5月16日复江西大学中文系85级大学生刘文辉信的影印本。汪少华教授云:写信人署名潦草，害得回复者猜不着而照画。）
《围城》叙事始自1937年7月，终于1939年12月。“虚幻的花园里有真实的癞蛤蟆（imaginary gardens with real toads in them），虚幻的癞蛤蟆处在真实的花园里”，“虚虚复须实实，假假要亦真真”，而“虚虚实实，最难恰到好处”。
第三章：“沈先生下唇肥厚倒垂，一望而知是个说话多而快像嘴里在泻肚子下痢的人。他在讲他怎样向法国人作战事宣传，怎样博得不少人对中国的同情：‘南京撤退以后，他们都说中国完了。我对他们说：“欧洲大战的时候，你们政府不是也迁都离开巴黎么？可是你们是最后的胜利者。”他们没有话讲，唉，他们没有话讲。’赵辛楣专家审定似的说：‘回答得好！你为什么不做篇文章？’”时间是1938年早春。在网上看到钱锺书先生1986年5月16日复大学生刘文辉信的影印本：“沈先生是讲第一次大战，我有心要他信口开河，假充内行，吓唬中国人。假如他真对法国人讲过这句话，当场就会遭到驳斥，他也不可能向本国人夸夸其谈了。你发现问题，使我欣佩。三年前，大连有位同志也曾来函提出。你和他是两位细心人。附带一提，我有一部《管锥编》，你知道么？第四册1302-1304论‘时代错乱’一节引迭更斯小说，也许可供你阅读古今名作的参考。”那“问题”想必是法国政府迁都晚于沈先生“说话”两年。实际上，迫于德军，法国政府三次迁都Bordeaux（波尔多）：1870年普法战争，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1940年第二次世界大战。钱先生和那两位大学生可能就知道第三次的迁都，赶不上沈先生“内行”、赵辛楣“专家”。而这“内行”，偏是歪打正着，“如盲龟值浮木之孔、瞎儿射飞雀之目，适逢以成巧合也”，洵第四章所谓“信口胡扯，而偏能一语道破，天下未卜先知的预言家都是这样的”也。沈先生是“向法国人”“宣传”抗日“战事”，非“吓唬中国人”，亦没来由遭法国人“驳斥”？若“用个带草看法”，作者叙事没“问题”，倒是晚节惑于悠悠之口，多嘴露怯。“千万不要信任小说家，只能信任小说”（Never trust the artist. Trust the tale），此之谓欤？而“矜气护短，斤斤不肯遽屈之情，思之自笑”（《围城》第三章），中书君将无同方鸿渐？
《管锥编》论“时代错乱”（anachronism）：文艺作品里，依托真人，而与史传乖迕，王羲之书苏轼《赤壁赋》是也；人出虚构，仍系诸某朝某代，而道后世方有之事，用当时尚无之物，潘金莲称道“南京沈万三，北京枯树湾”是也。时代错乱，亦有明知故为，以文游戏，弄笔增趣者。如迭更斯小说Pickwick Papers写一撞骗者向人侈陈己于“七月革命”（theRevolution of July）中且战且赋诗，附注曰：“此君真具先知预见之神通者矣！吾书所叙乃一八二七年事，而七月革命则一八三〇年事也（A remarkable instance of the prophetic force of Mr Jingle’s imagination, etc.）。”钱先生数年后于《谈艺录》中云：“学者斤斤于小说院本之时代讹错，窃谓此特记诵失检耳，尚属词章中癣疥之疾。”
钱先生口头也自白（水晶《两晤钱锺书先生》，《明报月刊》1979年7月号）：“《围城》中鲁鱼亥豕，错得利害，不过正是写博士论文者钻研的好题材，像有人告诉我抗战时盘尼西林尚未应世，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吴全韬《深切怀念钱锺书老师》（《暨南校友》2004年6月号）记大学生俞晶曾当面向钱老师指出李梅亭的百宝箱里不该有尚未发明的盘尼西林。怪哉，《围城》何尝道及“盘尼西林”？毋乃“消治龙”之误忆乎？后来又重申《管锥编》以慰譬电视剧《围城》的编导（孙雄飞《钱锺书、杨绛看电视剧〈围城〉》，《艺术家》1991年3月号）：“这没有什么，天下无错不成书。其实没有一部文艺作品没有漏洞。《红楼梦》探春挂唐人写的对联，唐朝哪有对联？《荡寇志》里梁山泊英雄和宋军打仗，说打大炮，那时哪有大炮？宋末才有马可·波罗从西洋带来的大炮，把襄阳城打下来。莎士比亚戏里钟上有罗马字。等等，不足为怪，莎士比亚还照样是莎士比亚。”“钟上有罗马字”当是记者误会（“莎士比亚剧本Julius Caesar写古罗马事，道及自鸣钟，遭人嗤点”）。
揭示《围城》叙事的“时代错乱”，我还见到有四宗。爱默《围城叙事又一漏洞》（《博览群书》1996年12月号）拈出“长沙大火”发生于1938年11月中旬，而方鸿渐一行同年10月上旬抵南城时未由与闻。牟晓朋《围城漏洞》（冯芝祥编《钱锺书研究集刊》第一辑）发现1938年隆冬身处鄙野且弗喜文艺的赵辛楣不应预知1939年晚春都市上演的戏文《这不过是春天》。叶凡《方鸿渐的路线错误与赵辛楣的官职虚乌》（亦见《钱锺书研究集刊》第一辑）探示1938年秋方鸿渐一行在江西境内不该绕远走1939年春以后因战事而改变的路线。钱定平《破围》（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勘破1938年正月Nita小姐的书架上不宜有“电影小说”《乱世佳人》——这部好莱坞大片首映于1939年12月。网上流布一帧钱先生复某大学生的手札（上款被涂），署“7月13日”，1991年左右，略云：“1938年时忆上海小书[摊]已有Gone With the Wind翻印本，学校且有用为教本者；《乱世佳人》之名确因电影映出后风行；我当年著书时，已在多年之后，取大家当时已习见常闻之名，以免考订之烦，故不‘名求其朔’耳。以此解嘲息疑可乎？”陈汝洁《生流版电影小说〈乱世佳人〉》（《今晚报》2020年3月9日）亦言之。早于《围城》的《灵感》假角色口，戏译“美国的时髦小说Gone With the Wind”作《中风狂走》。
比起《乱世佳人》，第六章的“陆子潇偷偷买了一本翻译的Life Begins at Forty（《人生从四十岁才开始》是当时流行的一本美国书籍）”，任心漫与，“时代错乱”外又多了桩“莫须有”。Walter Boughton Pitkin原著1932年出版，1942年始有希青汉翻译的《事业的返老还童术》，1946年有程鸥译本《四十成名》，又有谢济泽、胡尹民译《四十而立》以及戴圃青译《成功的起点》，端的“流行”，惜“当”子潇之“时”，天壤间固无从“买”得“翻译的”“《人生从四十岁才开始》”也。
《围城》里犯“时代错乱”，该是作者的“记诵失检”，而非英雄欺人的“有心”“弄笔”。作者1982年8月21日指教大学生赵晓亮：“我在《围城》日文译本的短序结尾说：‘关于这本书呢，作品好歹自会说它的话，作者不用抢在头里出面开口，多嘴是多余的。’我对文学研究的态度，也主要从作品本身着手；作者自己的话常常靠不住的。”也许咱们读钱锺书时还不妨记住，免得遇事生风。
《围城》劈头：“红海早过了，船在印度洋面上开驶着，但是太阳依然不饶人地迟落早起，侵占去大部分的夜。”大学生王远峰回忆（《大师风范永驻我心》，《档案与社会》2003年12月号）：“从欧洲经红海、马六甲海峡回国，客轮是逆地球自转方向行驶的，行驶的速度同地球自转的速度相加，造成一天的时间要相对缩短的情形。理论上讲，它给人的感觉应该是白天短而不是长。我认为那句描写有悖常识……钱先生1981年4月7日回信：‘太阳迟早问题，你提得很有道理。我当年在这条航线走过两次，当时印象确是觉得白天很长而黑夜很短。也许在科学上说不通，现在只能由它去。反正是少年之作，毛病还不少，不能追改。’”盍观乎《管锥编》论《诗品》：“伏尔泰作《荡子》院本，遭人诟病，渠曰：‘诚非无疵，然疵亦有不可除去者。譬如偻人背上肉峰隆然，欲铲其峰，是杀其人也。吾儿纵驼背，却不失为强健耳。’”类聚于此，以博其趣。
（本文首发于2021年7月1日《南方周末》）